冬天过去后,以为夏天总能见上一面,结果张佳乐即将升入高三,全校封闭补课,连手机都被集体上交。
孙哲平郁闷许久,还是只能表现出理解大度,为升学的压力让路。
每个少年都急着长大,或许期待的就是一份对生活的把握的从容,每个成年人怀念青春,想的却是当时那份无忧与被人荫蔽的感觉。大抵要独立,总要付出很多辛苦,难以两全。
于是整个高三,张佳乐跟孙哲平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变少,虽然张佳乐已经打定主意高三一毕业就去打职业,但校整体氛围严格得要死,有时候他都想辍学算了,但每次跟父母提这个话题都免不了一通好打。
看着他一落千丈的成绩,张父张母大概也知道他无心学习,铁了心要打职业,但这条路总是难走,没有保障,作为父母,总怀有点侥幸心理,希望他少年心性不定,早日回头是岸。
一个少年要独立,总是免不了与家庭的艰难对抗。这种对抗其实是有益而必须的,因为只有艰难破茧的蝴蝶才能成活,不坚定心性,并为之付出努力,一路顺风顺水,大概一辈子都难以剪断与原生家庭的精神脐带。
这种对抗有时候来的早,有时候来的晚。张佳乐和孙哲平无益是来得很早的那一类。
在张佳乐为自己的人生坐着艰难的抗争的时候,孙哲平也有意无意地走出了这一步。
联盟第一赛季果然如姚先念所说在这年冬天开赛,孙哲平开始刻意减少学校学习的时间,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了荣耀技术的磨炼和对联盟赛事的关注上,认真考虑着用游戏技术养活自己的可能性。
姚先念计划的战队终究没赶上第一赛季,毕竟好的职业选手难寻,没有一个好的核心,战队架子都搭不起来。于是只能盼着张佳乐早点毕业。
2016年6月,张佳乐终于从高考的地狱解脱出来,分数当然不是很好看的,父母也终于彻底明白了他的决心,放弃了让他上大学的期待。
张佳乐拿回自己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哲平打电话,意外地没有打通。以为他有什么事,就暂时把手机放到了一边,玩起了荣耀。
以为很快就会等到孙哲平回电的张佳乐终究是没有等到那个电话。他固执地等了一个通宵,胡思乱想了很多,远距离总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无限放大,不安与猜疑也是如影随形。
张佳乐想,第二天,如果第二天他回过来我就原谅他。
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
怒气值一再蓄积的时候,底线也被一次次放低。他想,他肯定遇到什么事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在无尽的忧虑与不安中,孙哲平的电话终于进来,他嗓子沙哑,声音疲惫,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变,他说,“我来找你。”
张佳乐突然不知道该说说些什么。那些愤怒和猜疑如潮水般退去,此时最想问出口的一句话是,“你还好吗?”
孙哲平说,“我很好,前所未有。”
张佳乐不肯相信,孙哲平却一再保证他说的是实话。
此时的孙哲平,站在保定郊外的国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满面风尘,无处投宿,刚刚在父亲的指挥下第一次独立完成给越野车换胎的任务,光着膀子,满手机油。
这一刻,他终于从家里连日的风暴中走了出来,觉得自己脱胎换骨,像个英雄。
他想,我终于可以勇敢地给喜欢的人打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正在扼住命运的咽喉,然后他拿出手机,看到12个未接来电,手机直接就给吓掉了。
忐忑地回拨回去,在对方生气之前,果断地放大招说要去找他把人搞蒙,果然成功转移了对方的怒气,给了他一个交代陈情的机会。
于是孙哲平给他讲了这段时间以来自家发生的变故。
有时候,一个孩子在家庭中,仿佛显得无比重要。因为他是结晶,是传承,是纽带。但有的时候,他又往往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并非某些家庭大事决策者和参与者,更像一个局外人。
孙哲平知道父母要离婚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逼的。两年前在大理,两人还恩恩爱爱,回来后,他是有点忽略家庭氛围的变化,但没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这地步。
他以为会有什么外遇啊出轨啊之类的狗血八点档剧情,结果母亲只是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各自想要追求新的人生,不想在绑住对方。”
这是一句让还差两个月才满18岁的孙哲平很难理解的一句话,他问,“你们对对方没有感情了吗?”
母亲笑了笑,怜爱地摸了摸他的头,“当然是有的。但有的时候,感情并不是唯一重要的。”
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浪漫的追梦青年,孙母要强硬一些,孙父要温软一些,但两个人共同的特质,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然而在结为家庭,有了孩子后,却要不停地为家庭妥协,这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大人做法,但十几年后,当他们回顾自身,发现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成为了年轻时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然后一个偶然的契机,孙母有了去国外发展的机会,迎来事业的第二春,孙父也终于下定决心,要实现年轻时候的梦想,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开间酒吧。这是他在大理时就萌发出来的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实施。在孙母提出要携全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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