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着很多潜在的和表面的问题，但这仍旧不能妨碍司马炎的热情，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不用说新皇帝了。晋武帝司马炎刚从曹氏手里接过大权，自然是要全身心地干出点事业，除了稳固政权以外，还需要有一记大手笔方能真正确立权威。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真正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的心理变化是人所始料未及的，而一件大事终了也并不能阻止其他大事的发生。
摆在西晋王朝面前的首要大事就是国家统一，易言之便是消灭孙吴。
对此，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曾有论断，据他说古往今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内外皆无忧患，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外部威胁解除之后，内部的问题肯定就会显现，就西晋王朝当时的局势，留着孙吴作为警醒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说法本身并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但司马政权的走势却真的被山涛言中，孙吴的亡国标志着晋王朝正式走上了下坡路。
这一标志出现在280年，那已是司马炎登基后的第十五个年头。
十五年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王朝，都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当时的孙吴因为末帝孙皓的残暴统治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所幸有长江这道天然屏障，并不致很快亡国，为此，晋王朝等了十五年。
和一些自主创业的王朝不同的是，西晋并没有励精图治的阶段，即便是刚立国，朝堂上下洋溢的也不是如何改善民生、强国强政的氛围，反倒是各种勾心斗角。
这种现象倒也不难理解，本身就是靠着阴谋诡计上位的，上位之后能自动漂白的人能有几个，多数会变得更加阴险。
皇帝司马炎与弟弟司马攸之间首先就不能完全亲密无间，至于权臣之间更是明争暗斗，里面斗的最凶的就属贾充和任恺。
贾充在朝堂上是个极其特别的存在，毫不夸张的说，没有贾充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晋王朝，但不喜欢他的人也许更多。这牵涉到一段往事，一段司马家族永远铭记但又非常忌讳的往事。
260年，曹魏皇帝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压制，愤然率领皇宫的禁卫武士和奴仆侍从杀到了司马昭的住处，当时司马昭的弟弟时任骑兵指挥官的司马伷被皇帝的威严吓退，曹髦几乎如履平地般到了司马昭府内，誓要手刃仇人，司马昭府中官兵虽多，却无人胆敢上前阻止，曹髦越发有恃无恐，加上他本就年轻气盛（年方二十），拿着佩剑大声叫嚣。司马昭早就获知消息，眼见局势不利，吓得不敢露面。
值此紧要关头，时任中央军事总监的贾充挺身而出，但他也不敢亲手轼君，便蛊惑太子宫的随从成济，成济一时头脑发热，伸出长矛将曹髦刺死。当然后来成济并没有得到贾充许诺的赏赐，而是被屠全族。至于贾充本人，则从此得到司马家族的厚爱，官位一升再升，到司马炎称帝之后，已是国家一级上将（车骑将军）、最高行政长官。
当时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子师傅荀顗，高级咨询官、副总立法长荀勖，以及南越兵团指挥官冯紞与贾充臭味相投，都是些钻营狡诈之辈，在朝廷组成一个小集团，在民间的口碑极低，一些官员也公开表示嫌弃，同为朝廷高级咨询官的任恺、裴楷和洛阳市长庾纯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两方之间的较量也成了晋王朝的日常。
那么皇帝与臣子之间是否和谐呢？答案是否定的。司马炎对于有兵权的大臣尤为忌惮，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暴走，即便是元老级重臣石苞，也不例外。
268年，时任晋王朝最高指挥官的石苞长久以来镇守淮南，声望极盛，淮北监军王琛出于极卑劣的目的，上书诬陷石苞与孙吴勾结，碰巧孙吴率军侵略之时，石苞修筑城垒截断了附近的河流用以自保，司马炎顿起疑心，不顾中央禁军总监羊祜的劝告毅然免除了石苞的职位，命义阳王司马望前去攻击。石苞的秘书孙铄是汝阴王司马骏的好友，司马骏告诉孙铄不要卷入这场灾祸，孙铄平日里受到领导的不少恩惠，不肯独自避祸，建议石苞迅速离开军队，然后步行到驿马车站等候降罪，石苞以此保得一命，晋王朝也躲过一次浩劫，不然在与孙吴的国境线上展开内战，后果不堪设想。
常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长的堤坝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而立刻崩塌，但如果长期不能受到控制，总有一天会毁在蚂蚁身上。晋王朝后期的分崩离析与前期这些大大小小的“蚁穴”是脱不了干系的，君臣之间的猜忌不过是冰山一角，时间越久，暴露的问题也就越多越大。
在问题集中暴发之前，司马炎至少是安全的，他仍是九五之尊，只不过给子孙们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266年1月27日，这一天杨文宗如果尚在人世，心情一定特别激动，因为他的女儿杨艳被立为晋王朝的皇后。
武元皇后（死后的谥号）杨艳自幼父母双亡，所幸有个好舅舅，舅妈对她也非常好，因此得以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嫁给司马炎之后，深得其欢心，一共生育了三子三女，三位公主在史册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记，长子司马轨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小儿子司马柬比较内秀，虽有些才干，但比较木讷，并没有太高的声誉，至于次子司马衷，那可了不起，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痴皇帝。
司马衷与内秀的弟弟司马柬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是真的傻，傻到会问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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