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了。昨天夜里他们吵得很凶,不知道谁动的手,反正我听到楼下一阵乱响,然后两个人都摔门走了。我在楼上看到他们开车去了相反的方向。早晨下楼,满地都是碎片,特壮观。”
我倒吸一口凉气。 “后来呢?” “我叫了一个拍卖行的老板到我家里来,把碎片打包卖了。” “卖了 !?”
“卖了一万块钱。” “一万!”我闭上眼睛,心里无限惋惜。 “帮我倒垃圾还给我钱,这么好的事儿哪儿找去。”
“你爸爸妈妈没有生你的气?”
“你是不是被家里管傻了,怎么动不动就怕别人生你的气?是他们摔东西还是我摔东西?他们凭什么生我的气?好好的一个家要被他们拆散, 我还没发表意见呢!”
“真离?”我的记忆有多少年,陈言的爸妈就闹了多少年离婚。 “不知道。爱离不离。”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远走高飞,眼不见心不烦嘛。” 他又叹气。
“你应该宽容,”我说,“你应该和他们谈谈,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但抽身一走不是办法。你不能不去面对,只想着逃避。”
“你啊,”他扳着我的脸,特别认真地说:“你千万别离开你爸妈,乖乖回广州,做个深闺里的小傻瓜。”
说完他就跳下床走了,我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我后来果然跟着爸妈回了广州,但不是因为听他的话。在北京读寄宿高中只是一时气话,冷静下来一想,我从小被管束得连骑自行车都不准学,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个月后我委委屈屈地上了飞广州的飞机。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去了英国,从此我们分开了。
之后的几年,他每个圣诞节假期都会回国几天,而那是我准备期末考试最忙的时候,只能匆匆见一面。七年里我们相聚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这十天像一卷飞速播放的胶片一样,他个子蹿到了一米八八,跟我讲话的时候,腰弯得像一只虾,嬉皮笑脸地说:“六年级的时候咱俩一样高, 你瞧现在。”
“我是女生,长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 “哈哈哈哈,英国女篮的吗?” “《v》的模特。” 从那时直到现在,我没有再买过一本《v》。
搬到广州后我十分不适应,听着满大街自己听不懂的方言,很想把他们的舌头扯出来熨平;冬天也只是微凉,还没有穿上羽绒服围上厚围巾,春天就又到了,感觉像凭空丢掉了一个季节;虾饺勉强算美味吧,但海鲜粥,我喝了一口就吐出来。在东来顺一个人守着铜火锅遥望北方, 红彤彤的火苗蹿起来,我那苏武牧羊一般的思乡之情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涮羊肉上。
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 ——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 —— 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 要他当小 队长, 他坚 决不肯, 因为他 觉得板 着脸管人 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
陈言回国后,他的爸妈曾经十分后悔当初不肯牺牲工作去陪读,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独自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简直是把一只饿疯了的羊赶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毫无生活规律可言,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度过,七年后他回来,胃溃疡已经很严重了。
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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