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 “在酒庄吗？”我又好奇。 “不在酒庄。”他低声说，“在酒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我路过那儿，我几乎每天都路过那儿，但只有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朝里面看了一眼，我看到一个黑头发的小姑娘，瘦瘦的，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裙子，手上夹着一支雪茄。我边走边想，谁会在教堂里吸雪茄啊！哈哈，只有陈白露。”
听着那声悲哀的笑声，我说不出话来。 半晌，我问：“一个人？” “谁？她吗？是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好像是来旅游的中国学生，正仰着头看壁画呢。她的背影实在像陈白露，除了头发更长一些。” 我笑：“没去搭讪吗？真人已经弄丢了，找个替代品也不错。”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叹似笑地说：“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陈白露。”
我怅然地握着电话。那个眼波流转、谈笑风生的姑娘，不会再有了。 连她自己也回不去了。
登机广播响起来，想必北京的天已经放晴。我朝登机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广州的天色开始晦明不定，大团的乌云吞吐着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内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疯长了半人高，墓碑上也布满了绿苔。转车的时候我在小摊上买了一把鞘上嵌绿松石的蒙古刀，准备带回北京玩的，这时正好用来割草。只割了几丛，一直阴着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疼。索性留着野草，为你遮风蔽日；名字上的绿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这个故事，换个名字讲也是一样。
~2~
从内蒙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穿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路灯倏地亮起来。
推开门，门口一双软底浅口鞋，衣帽钩上挂着一顶系着香槟色缎带的宽檐草帽。
陈白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她穿着白裙子，裙边齐着小腿……
我一阵眩晕。
高纬度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得黑了些，她的脸颊也重新丰腴了起来， 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从低垂的长睫毛下， 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 “好，是我错，以后再也不偷偷进你家门。不过，你把密码改掉好不好？我怕忍不住手痒。” “不改。密码么，防君子不防小人。” 她挑起眉毛：“我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是天下第一厉害人。” “我知道你心里骂我呢。” “好。”我懒得多说一句，“再见。谢谢你的礼物。”
她大概没有想到我如此冷淡，眼睑立刻垂了下来。然后她说：“再见。” “等等。”我想起一件事。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杨宽给你的。” “什么？”她挑起眉毛。
“还记得你给一个生意人和杨宽牵线的事？付师傅介绍的，和银行有关的？” 她“哦”了一声，我接着说：“这是杨宽给你的报酬，密码是你生日。” 她的眼神迅速黯淡了，手还藏在宽大的白裙边后面，没有接。 “放在你这儿吧。我现在不用钱。” “我也不用。”我说，然后把卡塞进她敞着口的帆布包里。她没说什么，垂头怔了一会儿，手里抓着帽子的软边，裙摆一闪，就从门缝里消失了。
我又累又饿，冰箱里却只剩了一瓶醪糟和半盒汤圆，只够吃一餐。 我边烧着水，边听着窗外狂风大作，卷起的沙石使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六点钟如同八点钟。我看着马路边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她在等出租车， 一只手按住裙角，风吹得她倒退了两三步。
cbd向来不容易打到出租车，这时又正是下班高峰时段。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而天上噼里啪啦地砸下了黄豆大的雨点。
她转头跑进路边的麦当劳，皮包放在头顶遮着雨。 我叹口气，给她打电话。 她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气味出现在我门口，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脏兮兮的泥点子。她重新换上拖鞋，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我。她的肩膀已经湿了半截，我叹口气：“你要洗澡吗？”
她摇头，撩起水淋淋的裙摆放在大腿一侧，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饿了。” 我们沉默着分吃这小小的一碗汤圆。汤圆的分量实在太少了，连填饱人的肚子都难。 她犹豫着开口：“还有吗？”
我摇头，有的话，我会只端出一碗？
“别的呢？” 我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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