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随身带着照片，有些则看起来是夫妻——他们看起来比寻常夫妻要黏一些，往往是挽着手，或是紧跟在对方身边，好似一个人已经难以直立而行，非得互相支撑着，才能磕磕绊绊地继续往前走。
人群中时不常会突然爆出一声压抑不住的抽泣，这时，周遭的人们那倦怠的神色就会随之一变。不过变归变，除了费渡这个好奇的局外人，别人大多不会回头去寻找哭声来源，好似彼此都心照不宣似的。
费渡皱了皱眉，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他屡次来市局报道，已经十分轻车熟路，趁着没人注意，干脆自己溜进了楼里，正考虑着要不要打个电话，就在一处拐角的卫生间门口正撞上了骆闻舟。
骆闻舟本来就挺明显的双眼皮因为熬夜又多出了一道褶，一身呛人的烟味，他刚用凉水洗了一把脸，满头满脸的水珠正顺着脖颈往下流，t恤的胸口湿了一片，内里一览无余，费渡的目光不着痕迹地顺着他的胸膛直至腰线处逡巡而过，如果他的肉眼也能充当相机，想必一瞬间抓拍了十多张特写。
等看够了，费渡才把墨镜往上一推，正人君子似的发出了开场白：“怎么，昨天挖出了西岭那起案子之前还有前科？”
杀人放火的事，姓费的比谁反应都快，骆闻舟已经没什么力气惊诧了，十分疲惫地一点头。
“大手笔啊，”费渡背着手，隔着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又说，“这种场合一般来的都是父母，我看这些父母们年龄跨度有点大，你们这是往前挖了多少年？”
“二十二年。”骆闻舟一出声，就觉得声音有些沙哑，他用力清了清嗓子，“莲花山郭菲案发生在二十年前，但类似的受害人和类似的案情在那之前两年就发生过了，吴广川死后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
费渡从兜里摸出一盒薄荷糖递给他。
“初步推断是个团伙，”骆闻舟叹了口气，“每年儿童走失案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大部分都是找不回来的，只能靠采集血样和dna，等以后有人举报可疑的乞讨儿童或是抓住贩卖人口团伙的时候拿着这些记录去碰碰运气。这些走失的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很难界定情况，通常是一线警力负责立案调查，一般到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下面报上来的年终记录，只要数据看起来不离谱，谁也不会注意太多。”
“但经办过莲花山旧案的老刑警们前些年还在任吧？其中万一有一两个像你师父一样，对那起案子念念不忘，恐怕早就发现问题了——除非那之后的案子都缺少了关键的环节。”费渡的反应快得让人有些害怕，“是后续折磨受害人父母的部分，对吧？”
骆闻舟没吭声，把薄荷糖嚼碎了。
“假设有这么一个团伙，利用无害的小女孩去接近目标，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了那些女孩，我想他们应该是不愿意引人注目的，”费渡说，“给受害人家里打骚扰电话的行为太‘个人’了，不符合‘团体’的利益，‘团体’要的是十岁出头的小女孩，打骚扰电话的人要的却是折磨女孩的父母。这听起来像‘诱饵’失控了。”
二十年前的苏筱岚，二十年后的苏落盏。
凭什么人人都有的东西，只有我没有？父母、家庭、所有我没有的东西，我都要毁掉它们。
郭恒接到的电话是从荒郊野外的垃圾站打来的，通往那里唯一一条路上有收费站，经过反复排查，打电话的人显然并没有从收费站经过，而是绕道国道后，突然把车停在路边，带着被绑架的郭菲爬了一个大斜坡，打了那通电话。
这件事乍一听有诸多的不合逻辑，只是郭恒派出了不可能后牵强附会的猜测，所以当时调查莲花山一案的警察并没有采纳。
电话里的女孩没有说话，只是在惨叫，铅笔盒里的铃铛声让郭菲的家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尖叫声就是郭菲发出的，但……如果电话里的女孩根本不是郭菲呢？
如果当时郭菲已经遇害，凶手开车载着他的小小帮凶，开车行走在荒郊野外，寻找一个可以处理尸体的好地方，期间女孩突然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而爆发，跑下了凶手的车。
骆闻舟轻轻地闭了一下眼，想象当时那扭曲的小帮凶心里是怎么想的……恐惧？恶心？难以置信？是否还充满了扭曲的嫉妒与憎恨？
他发现自己全然无从想象。
就像很多从小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叫他们去凭空臆测如果战火突然烧到自己家门口怎么办，浮现在大多数人脑子里的，总是“我应该收拾什么细软”“怎样和亲朋好友在一起”“怎么保证自己逃难途中的基本生活所需”等等类似“野外生存大挑战”的计划。
骆闻舟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即使无数次的归纳总结各种离奇的犯罪动机，也只能用一些漂浮在纸面上的词语去臆测当年那女孩的心境。
为什么二十年来，再没有出现过相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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