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颜瞬间冷静了下来——该干正事了。
她写给chris的邮件内容并不复杂,无非是例行工作汇报。她向chris报告了两件事。其一,有一位作者吴博士是她的旧识,他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的嫌疑。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她申请将这个项目转给其他同事。其二,她目前和x大学谈的项目完全没有进展,再待下去也是无谓,她申请在春节前调回上海办公室。
邮件夜里十点半发出去,十一点就收到了chris的肯定回复。他同意严颜对于利益冲突的判断,而且还提出由他亲自接下吴晗的项目。
严颜得到老板的批准,当即就发出了交接邮件。她这一套流程走得熟练顺利,仿佛吴晗只是她许许多多客户中的一个,没什么特别的。
发件箱里她给吴晗邮件的发送进度条“嗖”地一下被填满。“好了”,严颜心想,“现在我们连论文的联系也没有了。”
“又要坐摆渡车。”从香港到上海的飞机降落了,严颜听队伍前面的人抱怨道。她走到机舱门口,一股寒风夹着冷雨扑面而来,吹得她哆哆嗦嗦地打寒颤。
“不该把羽绒衣放进托运箱的,”她心道,“蠢!香港几度,上海几度?”
更糟糕的是,现在第一辆摆渡车已经开走了,严颜只得一边把电脑包顶在头上遮雨,一边在原地冻得直跺脚。“啊啾!”她打了个喷嚏。
“哟,yv回来啦。”上海的同事见到严颜,纷纷和她打招呼。
“怎么戴口罩,感冒了?”
“感冒还来上班?”
严颜赶紧摆了摆手道,“没事儿,不严重。昨天着凉了。”她一边说,一边偏过脸,避免对着同事说话。
当天夜里病情开始反扑。严颜在睡梦中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眼皮发烫,脑袋也晕乎乎的。她支撑着身体坐起来,用手试了试额头温度。
“发烧了吗?”她光靠摸是摸不出来,“感冒倒是肯定的。”
这时,严颜忽然想起了同事聊天时说的话,“最近流感可厉害了,”同事说着指向身边一个空着的工位道,“她确诊甲流都隔离了。”
“我可别得了流感!”严颜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她再也睡不着了,索性挣扎着起身,拿起病历本去了离家最近的急诊室。
急诊室里热闹得跟市集似,预诊窗口前排起了长龙,浑然不像深夜凌晨时分。
“发热,咳嗽,肌肉酸痛,疑似流感。先抽个血吧。”医生看着严颜的病历道。
严颜抽完血外套一半挂在肩上,左手拿着病历、手机,右手还要按着伤口。她自觉狼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这时,一个人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也不看路,和严颜正面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还端着一杯棕褐色液体,不知是咖啡还是中药,反正一股脑儿全洒在了她的外套上。
严颜双手动弹不得,只能暗呼倒霉。她连忙跑进洗手间,照着镜子前前后后地打量都有哪里遭殃了。“赶紧擦一擦,”她想,“不然洗不掉了。”
她将棉棒从手肘处拿下来,又把手机放在了水槽的瓷砖台子上,这才打开了水龙头。
水流哗哗落下,她忙不迭地擦着外套上的污渍,先是袖口,再是领口。宽大的外套展开在台子上,严颜将衣服提起来,想要瞧得更仔细一些。
“扑通”——落水的声音,想必是衣服边沿将什么东西扫到了水槽里。
严颜愣愣地瞧着水槽,只见自己的手机正泡在里头呢!她倒抽一口凉气,立刻将手机捞了出来。
她就用外套擦干了手机表面的水迹。
“没事,没事,阿弥陀佛……”她一边在心里默念,一边按下了电源键。
毫无反应的黑屏就是手机给她的回应。
严颜又按了几下电源键,还是没有动静。她只好将自己的东西理了理,拿着死亡的手机,老老实实地坐在急诊室里吊水。什么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她可算是领会到了。
第二天,严颜趁着病假在家里休息,正好将手机送到店里去修。
“得换主板……”小哥拿着她的手机翻来覆去地道,“进水了你还敢开机?”
“15个工作日之后来拿吧,呐,手机卡你拿走。”
严颜将手机卡装到了备用机上,那是她十年前的一台诺基亚。她掂着那颇有些重量的小巧黑色机身,心里竟然有些庆幸,“还是老伙计靠得住。”
“管他智不智能呢,能打电话不就完了?”
严颜接着就给所有客户和同事发了一封邮件,解释自己的微信近期用不了,香港号码也换回了上海号码,请大家邮件和电话联系。
她吸溜着鼻子,清了清发炎的喉咙,心想,“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网络也挺好,正好回家过个清静的年。”
没有了手机的时时推送,严颜的春节过得仿佛与世隔绝。除了几条好朋友问候的短信,便再无其它,当然——也再没有吴晗的消息了。
严颜又一次坐在了自己小时候的房间里。周围既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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