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抽了抽鼻子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我没事，涛哥你可回来了。从今往后就在租界里好好呆着不好么。”
被称作王涛的这个男人自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只是长得甚是寡淡，穿着又极普通，仿佛清汤寡水一样过目即忘。在这样人来人往的餐厅里，似乎也没人愿意多看他一眼。我忽然明白了顾作言的话，普通对于地下工作而言也是天然的优势，既保护了自己，也让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和约定的一样，他给我带来了一个漂亮的礼物盒，我小心翼翼地拆去精致的外包装，惊喜地发现里头装着巴黎来的香水和粉盒。我高高兴兴地把礼物收到随身带着的手包里，心里却忐忑得厉害。我知道镜子后面贴着最新的情报和地下党员的名单，一点都大意不得。
我和王涛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双手却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抓着皮质的手包，以至于不出几分钟沁出的汗水已经把手包完全打湿了。他看出我的紧张和不自然，就压低了嗓子警告我：“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不知道这些人里会不会有日本特务。”
不知怎么的，他淡然从容的态度就影响到了我，让我方才的焦虑瞬间烟消云散了。我同样用低得如同耳语一般的声音说道：“好，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王涛似乎很忙，他匆匆地用完了自己点的意大利面，便向我告辞了。我在洗手间里写了一张警告说店老板可能是日本特务的字条，与从粉饼里取出的字条一起捏在手掌里，然后慢慢地朝着大门外走去。纸条在我的手掌里一点点变得粘湿，我低眉顺眼地避免和任何一个人正面接触。根据顾作言一开始的部署，过会出门的时候我会不小心一个踉跄，而门童则会第一时间扶住我。在接触的短暂的瞬间，我要把手里纸条递到门童的手里，并且保证不让在场的任何人瞧出破绽。
我在脑海里将这个场景预演了无数次，甚至不惜让卫二月和我配合演练了好多遍，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借着熟能生巧的吉言，我和门童的配合可谓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我淡淡地向他道了谢，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黄包车。至于那个门童，此时肯定已经回到了原位，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了。
后来有很多表现地下工作的艺术作品，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每一个地下党都表现成高大全式的英雄，无所不能、遥不可及，每一次任务都抱定着必死的决心。而他们的工作也充满着惊险和冲突，无一例外是复杂艰险、常人所不能及的。
观众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艺术创作当作了现实，神话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的切身经历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例子，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刺激，也不需要超出常人的勇气和能力，更多的时候是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所依赖不过是我们的细心与毅力。
几天以后，我在回家的车站再一次见到了时译之。他在人们一哄而上准备上车的时候把我拖到了路旁的小巷里。我知道他是代表顾作言来向我传递某些信息的。我本以为是什么新的任务，却没想到他却给我带来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消息：那就是我的二哥既没有落在土匪手里，也没有被任何人所救，看起来他是真的失踪了。鉴于如今的局势，就算认定他已经死亡也在情理之中。
若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时译之今天的话可谓有理有据，可是若是失踪者是自己的亲人，理智就完全不在线上了。我忿忿不平地盯着眼前的人，仿佛他是置二哥于死地的侩子手一般：“他现在只是失踪而已，我有预感，他一定还活着！”
时译之无可奈何只好压低了嗓子劝我：“你不要激动，我只是告诉你一种可能。可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所以你还有机会找见他。”
我茫然地问他：“这真是你的同志调查出来的么，你们那么神通广大，怎么连尸体也找不到呢。”
和顾作言比起来，时译之的耐心显然要好的太多，他仍旧耐耐心心地给我解释：“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好吗，你二哥并不是一定就死了。不过现在战火蔓延，信息又不通畅，要查一个人的下落并不容易。如果他活着，那还好办些。如果死了，道路上堆积的尸体数不胜数，哪里还能分辨出谁是谁来？”他叹口气：“我刚才武断的话如果伤害了你，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知道你不甘心，回去以后我会让同志们长期关注你二哥的情况，对于这件事，你不能绝望，但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他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打动了我，我认真地点头：“我明白，你们有你们的理智，我也有我的坚持，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我哥哥。”
我和时译之说话的时候眼神却是警惕地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这是我从他们这些人身上学来的又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任何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身边会不会埋伏着敌人。也该我幸运，上海滩那么多人，偏偏我就在匆匆的人流里见到了那天出现在书店里的那两个访客中的一个。
我轻轻地拍着时译之的手背，眼睛却不盯着那人的脸看：“看到路灯旁那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没有？这就是我在字条里写的那个书店老板的客人。”我怕引起那人的警觉，又连忙补充道：“别看，你别看他，听我说就好了。上一回我见到他们一共是三个人，一个是书店老板，这个是两个访客之一。他们最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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